在央視《對話》 欄目中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趙春江作為嘉賓參加節目錄制， 趙春江教授是中國個人安裝光伏系統的第一人，可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而螃蟹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美味。
趙春江站在自己屋頂的太陽能發電裝置邊上。他自己發電，但卻要額外支出電費20,000,000 千瓦
上海市屋頂面積大約占整個上海市土地面積的3％左右，約有200平方公里，如果全部安裝上光伏板，相當于建造了一個2000萬千瓦的大型電廠。按人均年用電1000度計算，僅太陽能發出的電就可以基本滿足上海市2000萬人口全年的需求。
在上海市閔行區山花路的一幢高樓里，身材修長的趙春江敏捷地鉆出13樓的窗外。這里并沒有什么平臺，也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僅有一尺左右寬、可供一人側身穿行的“過道”，稍一失足，就會滾落下去。
趙春江自豪地指著自己的“小基地”，那是一片30多平方米的多晶硅光伏電板屋頂。22塊太陽能電池板略微傾斜，與水平線保持25度夾角，日均發電近9度。
“聽說上海只有你一家？”記者問他。
“別說上海了，全中國只有我一家。”
倒貼電費
趙春江是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他總說自己一想起太陽能發電，就有義不容辭的味道。“我一直在宣傳這個事，自己不身體力行的話，別人怎么看我？”
2006年12月，趙春江自行在家中安裝了一套裝機容量3千瓦的系統（理論上，每1千瓦在日照1小時的條件下可以發電1度），當時總價超過20萬元。到現在，這套系統已經連續正常發電超過4年。
“從2006年12月15日到現在，多少天了？”趙春江自言自語著，“4年，加一個閏年……1478，加上2011年的63天，一共1541天。”隨后他又興致勃勃地展示著電表上的數字：“已經發電12884度，安全無故障。”
對于趙春江的職業來說，自己家中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還有另外一重便利：搜集數據。“以前寫研究報告寫到上海的日照強度和發電量時，我心里就沒底了。現在我差不多弄清楚了。在上海，每1千瓦的太陽能電板，每年發電1000度左右。”
趙春江的發電設備包括太陽能電板、逆變器、電表、交流保護開關和一套記錄系統。原理很簡單：22塊太陽能電池串聯，發出直流電，經過逆變器轉化為220V、50Hz的電流，正負不超過0.5Hz。
“比電網的電還穩定，電網的電正負是1Hz”。趙春江說，隨著成本的下降，現在這樣一套3千瓦的系統，一般工程公司報價是9萬元左右。“3千瓦一年發電就是3000度，按6毛一度電費來算，每年能回收1800塊。要收回所有9萬元投資，需要50年時間。”
50年收回投資，這樣的話，誰還愿意干呢？趙春江感嘆，一般來說，投資回報期在10到15年，老百姓還是能接受的。
其實，這個50年還是一個理想化的數字，因為并不是光能電板發的每一度電都會轉化成收益。拿趙春江家來說，他家的這套系統，白天發的電用不完，只能輸回電網。自己使用和輸回電網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晚上電板不發電，還要繼續從電網買電。 也就是說，只有一半的電派上了用場。 {$page$}
然而更搞笑的還在后面，因為中國電力部門都是單向電表，無從識別電的來源。無論是流進還是流出的電量，電表都不分青紅皂白地累計用電度數。這導致趙春江不僅沒賺到一分錢，還天天給電力局送錢。
算下來，趙春江每個月差不多還要額外支出100元電費。不明就里的鄰居，很羨慕趙家的綠色生活，揣度趙家不僅不花電費，還能發電賺點“外快”。
上海電力部門的領導也因為這個事搞得很尷尬，他們有次派人來“家訪”，提出讓趙春江自己“開個價”。
“這個要我怎么說呢？”趙春江被難住了，“電費定價，怎是一個老百姓自己說了算的？算起來，100年也不過12萬元，就當為科學實驗再多投入些吧。”
趙春江想得很開，可是趙春江的老婆始終對這個倒貼電費的行當頗有微詞。
“懸崖邊上”
其實上海老百姓里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本不該只有趙春江一家。
2006年，上海市搞了個“10萬個太陽能屋頂計劃”。上海雖然沒有油田、氣田，但有2億平方米屋頂和年均約1200小時的日照。如果上海的屋頂都能被用于太陽能發電，那么上海將成為中國的綠色能源之城。
政府計劃分為兩期：第一期是從2006年到2010年，完成太陽能屋頂1萬套，每套裝機容量3KW。按每套15萬元計算，第一期需投資15億元；第二期是從2011年到2015年，完成太陽能屋頂9萬套，按每套9萬元計算，需投資81億元。
“后來這個計劃就沒聲音了，中國人一直都是嘴上叫叫。”趙春江不無諷刺地說道。當年這個“10萬太陽能屋頂計劃”，正是他和另外幾個專家一起提出來的。
據上海交通大學太陽能研究所教授崔榮強回憶，當時專家們提出的鼓勵政策是初裝費每瓦補貼50元，但政府沒有通過。
與此同時，2005年時，一海之隔的日本已經安裝了40萬戶太陽能發電系統。“現在估計已經超過90萬戶了。”趙春江非常眼紅日本太陽能的發展速度，“日本曾宣稱，在2020年要有1000萬戶的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之所以能在日本蓬勃發展，主要原因是在政策。從1994年開始，日本政府對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初裝費用補貼高達50%。此后，因為太陽能發電裝置的成本在下降，所以補貼也以每年3%的幅度在下降。“這是比較合理的一個降幅。”趙春江說，不僅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縣甚至村鎮等地方政府也積極參與。
“目前中國對民間太陽能發電沒有任何補貼。”趙春江表示，在中國安裝補貼是很難實行的，“中國人做事不老實，會虛報。明明裝的是5千瓦，可能報上去會說10千瓦，或者干脆買差一點的廉價電池板。”
趙春江笑稱自己家是中國最小的發電廠，自己是唯一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員工。站在屋頂的太陽能發電裝置邊上，趙春江就像站在懸崖邊上。而中國的民間太陽能發電，也像站在懸崖邊一樣，處境仍不明朗。
綠電回購
對于太陽能發電來說，現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政府早日落實“綠電回購”政策，即是電網以高于市電的價格回收多余的太陽電，這樣從一高一低的價差中，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太陽能發電的好處。
日本在剩余電力的回購方面，就做得非常到位。此前日本的政策是剩余電力的回購價為48日元每度，而日本當時電費的價格只有28日元。目前日本的新政策是只要是太陽能發電，不論是家用還是輸回電網，電力公司以42日元每度的價格全額收購。
這樣一來，一套太陽能發電裝置，即使在家里沒有人的時候，也能夠源源不斷地發電、兌現，成為一戶人家的營利模式。
“電費的計算在技術上并不是難題，只要裝個智能電表就好了。”趙春江說，“關鍵就是電力公司他們不愿做這個事。”
開始時，日本電力公司對“綠電回購”也不積極，不過后來政府出臺了一個排放費來施壓，這才漸漸發展起來。趙春江認為，我國可以效仿日本的方式，讓這個產業活起來。“按照9萬每臺的造價，如果上海市按照2.5元每度電的標準回收的話，居民也能像日本人那樣12年左右收回成本。”
經過媒體的報道，目前已經有很多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前來趙家參觀，他們在參觀之后都會不約而同地問他同一個問題：“趙老師，那我家是不是也該裝一個呢？”
每當這個時候，趙春江都非常糾結。從情感上說，他真想回一句“裝啊”；但從理智上，他最后總是無奈地告訴他們：“現在還是不要裝了吧。”太陽能發電，注定是他一個人的新能源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