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數數年來美國風電產業的發展已經被重創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兩次分別是在2002年和2004年，當時美國國會沒有延長使風電產業實現盈利的稅收優惠。然而，清潔技術即將面臨的重創在沖擊力和重要性方面都將遠超以往。
聯邦政府向清潔能源行業提供了近800億美元的直接投資和稅收優惠，推動了空前的行業擴張。比如，美國太陽能產業在2010年增長了67%。美國風電產業也因為慷慨的1603號清潔能源刺激計劃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2009年，美國風電產業增長了40%，增加了100億瓦特的新風力渦輪機。但是，在這些推動了清潔能源快速發展的聯邦政府補貼中，許多都將在今后幾年里到期。要是沒有它們，清潔能源將無法與其他能源進行競爭。
即將到來的重創并不僅限于美國。在許多歐洲國家，政府正努力削減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而清潔能源補貼已經變成了財政災難。西班牙、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捷克都已宣布減少清潔能源補貼。
資金充裕的中國無視這種趨勢，宣布在今后10年里向清潔能源項目投入7,600億美元。中國正不斷投資于低碳能源，以此來滿足其巨大的能源需求，實現電力供應多元化和減輕化石能源依賴對經濟健康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如果美國和歐洲的清潔能源市場崩潰，而中國的投資繼續增長，那么從短期來看，清潔能源產業可能將在很大程度上向亞洲轉移。正如我們在2009年的報告《老虎覺醒，巨人沉睡》(Rising Tigers,Sleeping Giant)中所寫，隨著清潔能源產業的就業、收入和其他好處向海外轉移，美國將為此承擔嚴重的經濟后果。
從長期來看，如果清潔能源可以在全美經濟范圍內廣泛取代化石燃料，成為在商業上可行的行業，那么清潔能源勢必會變得更加廉價和可靠。
打破繁榮-蕭條循環
為什么美國的清潔能源產業仍然深陷于自我持續的繁榮-蕭條循環之中?能源專家大衛 維克托(David Victor)和卡西亞 揚希克(Kassia Yanosek)在上周發表的新文章中寫道，問題在于美國的清潔能源補貼制度不過是權宜之計，僅僅旨在支持風險最小、成熟度最高的清潔能源技術，缺乏對持續創新的明確激勵，而正是持續創新才可以令清潔能源在價格上與傳統能源一較高下。
美國應該“投資于更具創新性、從長遠來看可以與傳統能源相競爭的技術”。維克托和揚希克在文中寫道，全球近7/8的清潔能源投資被用于部署那些沒有補貼就沒有競爭力的現有技術，只有一小部分資金被用來鼓勵對現有技術的創新或新技術的研發。
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我們需要全面的能源創新戰略，來研發、生產和部署風險更高但更有前途、最終可以與化石能源進行大規模競爭的清潔能源技術，而不能只是對現有技術產品提供補貼。我們不應該獎勵那些制造同質化產品的公司，而應該獎勵那些不斷改善設計和降低成本的企業。
這種聯邦政府戰略將需要大量的聯邦政府投資，但這種投資與過去那種推動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的補貼是不同的。首先，我們必須大幅提高對早期清潔能源技術研發的資助。越來越多的跨黨派智庫和企業領袖，已經在敦促政府把每年的清潔能源技術研發投資從目前的40億美元提高到至少150億美元。
我們需要建立專項基金來解決技術難題和確保創新型技術的研發和改進。有助于滿足這種需要的一個關鍵項目就是高級能源研究計劃署(ARPA-E)。該計劃署為創新型技術公司提供資金，并幫助他們尋找私人投資者。但在預算談判中，計劃署的預算總是成為攻擊的目標，阻礙了其推動能源業創新的能力，并限制了其影響力。
我們還需要投資于前沿性的先進制造能力和共享的技術設施。這有助于美國企業降低成本和改善生產流程。正如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在上周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所寫，制造對創新來說至關重要，“因為拉近生產過程和設計過程之間的距離可以產生協同效應”。而且，降低生產成本，比如通過向小企業提供共享設施支持或者向創新型生產技術的應用提供資助，將是降低清潔能源創新費用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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