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德國聯邦議會批準了一項旨在2050年實現80%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以風電、太陽能、生物質為主體）的法案。2011年，受到日本福島核事故影響，德國決定修改核電站延壽的計劃，到2022年關停全部核電站。這一“80%可再生能源 + 棄核”的能源政策，后來被廣泛的稱之為德國的能源轉型（Energiewende）。
盡管能源轉型，至少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討論中已經出現。但這一法案陸續補充了溫室氣體減排80%-95%，減少能源消費50%，以及為實現80%目標而設定的中間年份目標:2025年40%-45%，2030年50%，2040年65%。
這一被德國總理默克爾稱之為“世紀工程”的能源系統變革，在過去的幾年間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產業界、學術界等的密集關注與評論。其中，有稱贊乃至崇拜，認為德國的能源轉型如果能夠實現目標，將具有全球樣板含義，為減少能源與環境安全，特別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提供巨大的榜樣力量。也有批評乃至揶揄，說其目標不合適，2020年肯定完不成，或者目標實現成本太高，電價太貴了，或者煤炭反彈，排放增加了，等等。
當然，筆者特別強調，這并不表明兩種極端意見是相稱并且對等的。從筆者個人看法而言，持正面看法的意見還是占多數。
基于此，作者將聚焦在一些具體的爭議問題上，力圖以“描述性“的方式解讀不同的意見以及來龍去脈，力圖為借鑒提供一個方法論視角。
能源轉型就是自給自足？
在評價的頻譜上，最左端的無疑是各種環境NGO組織、生態學學者乃至一些哲學家。在他們看來，80%的可再生能源意味著還有20%的化石能源，這比例完全應該進一步到100%可再生能源。
這方面的言論包括“化石能源是落后的、注定要被淘汰的能源”、“非洲根本不需要建電網了”、“儲能+分布式發電已經是現實了”。從人類的天性來看，盡管彼此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但是渴望獨立的趨勢卻從來沒有改變過，自我供應、自給自足永遠是追求的目標。
從能源使用來看，自己發電，成為prosumer（生產者+消費者），而不是傳統的化石能源的供應方式，可以滿足人的這一本質需求。因此，發展獨立的、不依賴于任何外部供給，甚至備用都自己搞的能源供應模式，是人類始終追求的社會價值目標。
而在另外一端，則是完全沒有共同語言（可以互相稱之為“臭名昭著”)的一些組織與機構。這類機構，在歐洲已經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典型的，比如美國的能源研究所（IER）。這一機構的圣經“包括煤炭是廉價的、好的，石油永遠伴隨人類，德國是典型的”綠色失敗 ”，成本高、收效低，居民電價高，引發能源貧窮問題，不一而足。
褐煤必須搞死？
德國擁有豐富的褐煤資源，即使到現在，燃煤發電仍舊在整個發電中占據40%左右的份額。2015年3月，德國經濟與能源部建議出臺針對傳統燃煤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立法，以幫助其進一步實現2200萬噸減排任務，2020年實現既定減排40%的目標。
方案最初建議針對壽期超過20年的煤電廠，如果單位GW排放超過了700萬噸二氧化碳（這部分已經納入歐盟ETS體系，需要購買，當然現在價格很低），將加收18-20歐元/噸的碳稅；對壽期超過40年的煤電廠，排放超過了300萬噸就要加收。
一個效率40%的硬煤煤電廠，年運行8500小時，大約就要排放700萬噸二氧化碳，而300萬噸只夠運行不到4000小時。由于褐煤的單位排放因子要比硬煤高30%左右，這一規定下褐煤電廠的出力就要受限。
700萬噸的設計似乎專門瞄準了褐煤電廠。從影響來看，這一水平的碳稅意味著單位千瓦將增加2歐分的成本。而2015年8月，德國批發電價下降到了3歐分/千瓦時的水平，比2011年之前已經下降了50%。這意味著，電廠即使可以競爭到市場份額，其邊際利潤也只有1歐分/度的水平，這可能連流動成本（燃料、運營、材料等）都覆蓋不了。所以，這一標準對褐煤之外的基荷煤電廠沒有任何影響，但是意味著褐煤老舊電廠的成本要大幅上升，基本只能退出市場。
建議一出臺，就引發了各方爭議，褐煤工業與主要電力公司極力反對，電力工人組織游行。電力公司的反對意見，集中在這項政策意味著2000萬千瓦的機組變成虧本生意。機組的關停，從長期看將引起系統充足性問題與安全問題。
此外，如果這部分機組的成本上升，很可能意味著德國電力出口的減少，以及天然氣發電份額的上升，這意味著電價水平的上升（盡管幅度可能不大）。這一政策帶給最終消費者的影響也需要評估。
當然，在環境NGO看來，這一政策的力度還是遠遠不夠的，定位于20年的老舊電廠而不是全部電廠，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手段的合法性爭議更大，特別是涉及影響對象選擇以及程序性問題上。很多律師提出反對意見稱，為什么老舊電廠受影響，而其他電廠就可以“獨善其身”，這在促進市場的競爭目標（特別是merit-order）與法律的公平性上是站不住腳的。而德國自身的政策與歐盟能源環境政策的協調，在已有ETS覆蓋的情況下是否與歐盟上位法沖突也是法律界探討的問題。
最終，7月份，這一政策建議宣布取消，政府將選擇另外的方式去實現這一2200萬噸的減排任務，并將這部分受影響的機組轉為“容量備用”。
到了現在2018年，英國、法國都出臺了淘汰煤炭計劃時間表的時刻，2018年上半年，德國政府再一次拒絕了“最低碳稅”的提議，可能跟上述這一經歷不無關系。并且，2020年的減排目標可能已經來不及完成了。
誰能代表德國呢？是德國政府，還是電力企業，還是各種機構的學者？可能都能代表一部分，但是都不能完全代表。
德國電價高是個問題嗎？
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造成電價高企是個吸引眼球的話題，但是“電價高“這個事實本身，以及是否應該歸因于可再生能源同樣充滿爭議。
“電價太高”的支持者認為，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達到6歐分，已經造成德國居民電價高達30歐分/度，是歐洲最高電價之一。很多貧困家庭的電費支出已經占到家庭支出的10%以上（筆者在德國待過幾年，每個月高達80歐元的電費的確也肉疼），很多家庭因為交不起電費而停電。如果照這種趨勢下去，那完全是不可持續的。
筆者認識的一些德國同事由此抱怨，但是也有一些堅決認為“電價太低了，以至于我的鄰居在德國這種緯度造個冰窖養企鵝”。而部分學者的統計分析與觀點往往是：能源貧窮在德國也是存在的(2014年有35萬戶家庭因為拖欠電費而被停電，占全部家庭的不到1%，是歐盟國家中問題相對較小的國家)，但是那是社會政策的領域。能源貧窮的原因是“貧窮”本身，不需要特別的能源政策。
至于可再生能源造成電價高企，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同意。由于調度優先順序的影響(Merit-order effect)，電力市場的躉售價格越來越低。 能源密集型工業，享受附加豁免，其大用戶長期合同價格低到稅前4歐分/度以下（不含輸電費用，但是大用戶用電電壓等級高、損耗小、負荷不確定與波動程度小，這部分費用是很小的），人民幣不到3毛錢。成為大的“贏家”。不能只盯著25%的居民用電，不考慮占40%以上的工業用電。
以上往往是經濟學家的看法，社會學家往往嗤之以鼻。經濟學家往往關心總體蛋糕的大小（所謂“效率”），而貧困人群的利益受損則是“分布式”影響問題，而這在后者看來則是”天大“的問題——這是基本的倫理。這個爭論有點超過事實爭論的范疇了。
啟示
對于能源轉型的政策與評價，即使在德國內部，也是存在各個方面、不同程度的爭議。因此，宏觀上大而化之的“德國如何如何”的鐵板一塊式的描述都是欠準確的，也很難對第三者“我們要如何如何”提供明確的含義。簡單的，如果德國做錯了，我們為什么要學？德國做對了，但是其深根于德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那對我們也很難有借鑒意義。 更何況，我們的鐵板一塊程度，應該還比不上德國。100個人，可能就會有120種意見。
不可避免的，人們對很多事情都會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如果不區分意見的性質，是對事實問題認定的不同，還是價值觀的不同，那么就無法形成公共討論，而成為無謂的爭論。對于事實問題，所需要的只是進一步的研究確認，而對于價值觀問題，可以通過彼此的妥協取得合作。
事實的討論需要更加充分，而價值觀要保持盡量透明。這是我國能源行業了解國外，并產生有益借鑒的基礎。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德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完全是一場分布式、分散化的社會運動，到了中后期才有了大的電力企業的加入。這方面的故事，我們留待今后細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