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融危機看新能源產業

    蝴蝶效應是當下的一種時髦的說法。在金融危機如海嘯般席卷全球的緊迫時刻，第7屆亞歐會議和能源與金融世界論壇的召開，無疑為緩解其負面影響帶來了希望與方向。金融危機不僅僅是一種重大的變故，對于中國來說，它更多地代表了新的契機―――能夠爭取到金融發言權和能源發言權、并調整國內的資源與產業結構。

　　危機同樣也是轉機。相信中國在這場金融與能源的博弈中，將學會更多應對的方法和正確的管理思路。

　　9月15日，曾經位居華爾街"五大投行"第四位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宣布申請破產保護，這個有著158年歷史的投資銀行倒下了。雷曼兄弟破產事件已過去了一個多月，世界各國為了挽救金融系統，無不下猛藥。美國政府啟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救市行動，歐洲各國總注資近2萬億美元，亞太各國紛紛出臺救市措施。10月8日，為緩解金融動蕩對經濟的沖擊，全球 6家主要央行有史以來首次聯手降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瑞士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典央行8日聯合宣布，均將基準利率下調50基點，全球央行攜手應對金融危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日"股神"巴菲特將全球金融動蕩以來的首筆海外大單投向了中國的比亞迪，而之所以會選擇投資比亞迪，是因為他非常看好比亞迪的新能源科技技術。

　　一面是嚴重的金融危機，一面是新一輪的投資，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金融與能源的問題。社會發展離不開科技的進步，同時也有賴于能源的發展，能源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問題，二者存在很大的互動。能源發展過程中的資金需求，將極大地刺激經濟的發展，很多地方的實例已經對此做出了詮釋。在能源重點開發的地區，能源工業成為當地GDP的主要支撐、金融業利潤的主要來源；而金融業的支持，又反過來更加促進能源工業的發展。

　　隨著全球石化能源的日近枯竭及近年來國際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溫室氣體排放引起的氣候問題日益嚴重，世界各國都把未來能源戰略瞄準新能源。在金融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金礦？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巨大的經濟增長點？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聯合國報告稱，2005年全球轉向可再生能源的資本高達800億美元，2006年高達1000億美元。投資者2006年在這個行業上傾注的資本，與2005年同比增長了43%，新能源成為最熱門的投資行業。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2008年天津達沃斯論壇上發布的《全球增長面臨風險》報告，2007年全球清潔能源產業的投資總額達到1400億美元。預計2012年將達到4500億美元，2020年將超過6000億美元。

　　日前，世界銀行集團表示，在2007年~2008財年，世行集團對于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項目的資金支持達到27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長了87%.世行集團在2007~2008財年為51個國家的95個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項目以及2個跨境合作項目提供了資金，投資額占世行集團在能源方面總投資的3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其能效項目變得越來越具有吸引力，相應投資也在不斷增加。

　　2007年我國在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項目中投資120億美元，投資總額名列世界第二，排名僅次于德國。基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我國于2006年施行了《可再生能源法》。隨后，《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等相關配套政策法規陸續出臺，在規劃中提出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費量達到能源消費總量的10%，到2020年達到15%.

　　政策的支持資金的投入使得我國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得到長足的發展，我們亟待解決的是怎樣在金融危機中化危機為契機，科學地開發和利用能源資源，同時解決本土企業在新能源開發利用上的各種問題，拓展我國新能源的市場空間。

　　巨大的市場同時還隱藏著諸多問題。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是新興的高新技術行業，也是很多學科綜合的復雜行業，對此，我國還有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并未掌握。技術落后導致了本土新能源企業不具備價格優勢，成為新能源無法市場化、產業化的根本瓶頸。例如風電行業，核心技術一直掌握在國外企業手中，我國雖然擁有大批量的生產能力，但是技術基本來自國外，一些關鍵零部件還主要依賴進口，我們還沒有掌握大型風電機組的總體設計技術，完整的風能產業體系還沒有形成。另外，新能源在帶給人們新希望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老問題。技術匱乏、產能無序擴張、環境污染等等這些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老問題，同樣制約新能源的發展。

　　基于資源稟賦的影響、環境的壓力，我們必須要調整能源結構，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客觀全面地認識我國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現狀，使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在我國能源結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使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行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的支撐點。